漳州是中国外销瓷的重要产地之一，陶瓷文化源远流长。明清时期，

漳州月港

兴起，漳州窑瓷器成为重要的输出产品，其独特的文化韵味和艺术魅力蜚声海内外。

曾被国内外学者称为“SWATOW（汕头器）”、“

克拉克瓷

”、“交趾瓷”、“华南三彩”等瓷器，经调查与考古发掘，被证实其产地就在漳州。漳州窑是对明清时期漳州地区窑业的总称，其窑址分布于平和、漳浦、南靖、云霄、诏安、华安等县，以平和的南胜、五寨地区窑址最为集中和具代表性。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多次考古调查，发现明清时期窑址十余处。

福建省博物馆

先后对南胜的花仔楼窑址、五寨的大垅、二垅窑址（1994年），南胜田坑窑址（1997年），五寨洞口窑址（1998年）进行了考古发掘，获得大批实物资料，取得了重大的发现与收获。 漳州窑已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平和县志》记载，1513年，平和芦溪等处农民起义声势浩大，提督军门王阳明发二省兵众，平定平和寇乱。后为安定地方，选留随军兵众与当地百姓共建平和，其中的江西兵众不乏陶瓷方面的能工巧匠。

据载，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至崇祯六年(1633年)，共有13位江西籍人士主政平和。时值漳州月港海上贸易繁荣，瓷器又是对外出口的大宗商品，这些到任的知县便赋予瓷业优惠的税收政策，加以扶持。

从平和采集到的瓷器标本看，尽管其胎釉有别于其他窑口，但其模印或刻画技法、构图与景德镇窑产品如出一辙，这也是其有时被混淆为景德镇瓷的原因。

“明代虽然实行海禁，但是到隆庆元年(1567年)全国只开放漳州月港对外通商，并设立专门机构。就像宋元时期泉州港的繁荣带动德化窑、建窑的兴盛一样，月港的繁荣也带来漳州窑的兴盛。不过到了清代禁止海外贸易，漳州窑和福建的很多窑场一样，清初开始逐渐衰落了。

漳州窑出土瓷器多数是青花瓷，还有少量白瓷、青瓷；花仔楼窑址还有蓝釉、酱釉等单色釉瓷和五彩瓷（又称“红绿彩”）。在数众多的窑址生产了大批的陶瓷器，除了一部分供应国内市场外，相当大的部分是为了外销。

较大器物（如大盘、大碗等）底足多粘砂。器形有大盘、盘、大碗、碗、碟、杯、钵、盒、罐、炉、瓶、器盖等。

青花瓷的纹样有珍禽（凤凰、雉鸡、白鹭、芦雁、喜鹊等）、瑞兽（火龙、麒麟、狮子、蟠螭、玉兔、梅花鹿等）、花草（牡丹、荷花、兰草、折枝花、绣球花等）、杂宝、山水、楼阁、人物（婴戏、高士、高官厚禄、携琴观鹤、刘海戏蟾、魁星点斗等）吉祥文字（福、第、寿、佳、善、正、魁、玉人等）以及开光、锦地开光等等。青花和五彩大盘为出土瓷器中最有特色和代表性的器物

如：荷塘芦雁、凤凰牡丹、山石玉兔、莲鹭、奔马、鱼跃、螃蟹、夔龙、小鹿、荷花、菊花、茶花、折枝花、杂宝、八卦、锦地或波浪地开光以及高士、人物故事等。以上发掘的窑址，经初步分析、研究，确定其年代为明末清初：其性质为明清时期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以生产贸易陶瓷为主要目的的民间窑场。

漳州窑出土瓷器多数是青花瓷，还有少量白瓷、青瓷；花仔楼窑址还有蓝釉、酱釉等单色釉瓷和五彩瓷（又称“红绿彩”）。在数众多的窑址生产了大批的陶瓷器，除了一部分供应国内市场外，相当大的部分是为了外销。

漳州窑是随着月港海外贸易的发展，作为外销瓷应运而生。据张變的《东西洋考》所录，月港的海外贸易西洋方向可达交趾、占城、暹罗、赤门、马六甲、旧港、柬埔寨等，东洋方向可达吕宋、苏禄、沙瑶、梅络居以及日本、琉球。漳州窑作为海外贸易众多商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随着月港海商的扬帆出航而遍及海外诸邻。

葡萄牙殖民者于1511年占领马六甲后，随后强租澳门。西班牙占领马尼拉，荷兰更在明朝天启年间把战船开到福建澎湖一带，并占领台湾，西方的殖民势力不断向远东。

在当时象征着财富和身份的中国的瓷器深受欧洲贵族们的青睐，漳州窑也因此“受益”。

中国与葡萄牙之间的贸易接触开始于1514年，16世纪三四十年代，葡萄牙在浙江福建设据点，在地理上更有机会接触中国陶瓷。虽然有关葡萄牙将漳州窑瓷器运往欧洲贸易的文字证据目前较少，但从考古、沉船等资料中可以得到印证：在南非葡萄牙圣冈萨罗号沉船幸存者营地的考古一寸种发现了少量漳州窑青花盘碎片；

1625年沉没于马来西亚东海岸的万历沉船，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载运最大量漳州窑瓷器的葡萄牙商船

；

葡萄牙修建于东非海岸的耶稣堡也发掘出了漳州窑瓷器。

葡萄牙人将漳州窑瓷器运到欧洲的进一步证据，是里斯本桑托斯宫的瓷器屋顶，天花板上镶嵌260余件青花瓷盘，其中有三件漳州窑瓷器。这些瓷器曾经是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藏品。

1567年明政府解除“海禁”，新开放的漳州月港贸易再兴，西班牙商人在马尼拉设立立足点，积极开展至菲律宾的贸易，大量丝绸、瓷器从月港运到马尼拉，换白银。后来从西班牙沉船和殖民地的考古发现，漳州窑瓷器主要是运往西班牙殖民地，而不是西班牙国内，这为漳州窑瓷器的跨太平洋贸易提供了证据。

1576年沉没在南加利福利亚州海岸的“圣菲利普号”，是已知最早携带漳州窑瓷器的西班牙沉船。

虽然在西班牙西北部的两个遗址发现了一些十六七世纪的中国瓷器，但其中没有漳州窑瓷器。

而沉没于1600年的西班牙“圣迭戈号”沉船在菲律宾海域被打捞出水，船上所载的几千件瓷器有一部分据悉为“砂足器”，可能是平和县花仔楼窑和五寨乡等窑出。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中国陶瓷无疑是被贸易的众多商品之一，并大量、广泛销售。T·沃尔克<<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书中所介绍，中国通过VOC输出的陶瓷制品达1600万件以上，其中不乏闽南漳州地区生产的瓷器。

现今有发现中文材料中保留着VOC于1626年和1627年在漳州采购大量瓷器的记录；1626年荷兰“希达姆号”船载运清单中有从漳州河购得的细瓷器12814件；1627年荷兰“德尔福特号”载运去清单中有各种瓷器9440件，部分购得自漳州河。

另据沉船和考古调查发现：“白狮号”沉船中打捞出了许多明万历时期的开光青花，产区主要是漳州地区。1615沉没于印度洋“班达号”沉船也是出水了少量漳州窑瓷器；荷兰阿姆斯特丹郊区和米德尔斯堡老城区中心都出土漳州窑瓷器。荷兰吕伐登的普利西霍夫博物馆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重要的漳州窑瓷器收藏，主要包括大盘、碗和罐。

目前在大英博物馆、巴黎吉美博物馆等欧洲各大博物馆、私人基金会都或多或少藏有漳州窑瓷器。

在日本

在世界，日本发现的漳窑瓷器可能是最多的，遗址中也几乎都有出土，如江户遗址、京都大阪城下町遗迹、琾环濠都市遗迹、博多遗迹群、长崎遗迹等。

特别是从16世纪末叶到17世纪中叶的遗迹中发掘出土了许多景德镇窑系以外的陶瓷，这些陶瓷被成为“芙蓉手”“吴须手”“吴须赤绘”“砂足器”“交趾香盒”“五彩·琉璃地”等，通过比较分析证得其产地于漳州。其品种和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又有所变化。

16世纪后半期，口径15厘米以上的盘很少，而以碗碟为主，出土量和景德镇青花瓷比较，约占1%-2%左右。如爱知县青州城下町遗址于1586年大地震后的底层中发现了少量“吴须手”瓷器。大阪城下町遗址丰臣秀吉炻器的地层中发现漳窑瓷器；但到了丰臣秀吉之后的年间，该遗址地层中的瓷器增加。

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叶，包含景德镇瓷器的总量中，日本唐津陶器与漳州系陶瓷的出土比例达到90%左右，这一时期盘的出土量令人瞩目，同时出现了香盒、小壶、钵等器型；素三彩、五彩、琉璃地饼花手（蓝釉）也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品种。

漳州窑产品作为生活用品被广泛使用，这可能也是闽南陶瓷在日本形成高潮的标志之一。据悉日本长崎是出土漳窑最多的地方，长崎港开辟于1570年，是当时葡萄牙对中国贸易的货物集散地和中转地。1601-160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以此为据点贩运中国货品，于是长崎也理所当然成为中国陶瓷行销海外的集散地。

随后日本幕藩体制完成、限令、锁国等，以及国家管理制度的确立。后受德川政策影响，日本本土窑业自身的全面崛起，伊万里烧开始大量制作，这也是造成漳州窑进口数量减少的原因之一。

在东南亚

福建与东南亚的陶瓷贸易有文献可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

清代蔡永蒹所著《西山杂志》载：“唐开元时， 林銮航舟远送，采集磁灶之瓷器，陈列大埔之前，……舟送之江而运转焉。

”

据南宋时任泉州市舶司的赵汝适所著《诸蕃志》记载，海外博易之物有陶瓷者十六国，位于今天东南亚地区的有占城（今越南）、真腊、三佛齐、单马令、渤泥等。

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使得宋元以来发达的中外海上贸易遭受冲击，中国陶瓷对外输出主要限于政府对外国的赏赐、贡国的回程贸易、民间海商贸易及欧洲殖民贸易体系。

据史料记载，从月港起航的商船在万历十七年之前，出航东西洋各限44艘；东洋吕宋一国因水路较近，定为16艘，“后以印数有限，而愿贩者多，增至百一十引矣”，加之占城、交趾等处共117艘。这些只是官方发放船票的船只数量。尚不包括其他港口及民间走私的船只数量。随着明中后期殖民势力东进，明政府较少涉足东南亚海域，但民间商船却异常活跃。

印度尼西亚被誉为中国古陶瓷的仓库之一，据苏马拉·爱迪文《印度尼西亚发现的16-17世纪的漳州窑瓷器》一书的介绍，印尼发现的漳窑系陶瓷主要有青花瓷、彩绘瓷、单色瓷、色釉瓷、“汕头瓷”等类型，器型有盘、碗、碟、罐、瓶、军持与盖＆。至今东南亚各地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家中仍然有不少漳窑瓷器。

从沉船考古中依然有不少发现：1983-1985年间英国人在印尼宾坦岛发现一艘明代中国平底船，打捞出2.7万件瓷器，主要是青花瓷，器型为漳州窑系的开光大盘、执壶、瓶、罐、盒等。1985年法国“环球第一”探险队在菲律宾巴拉望海域发现了一艘明代商船，从中打捞出明代万历年间的瓷器3768件，其中不少属于漳州窑。1600沉没的西班牙“圣迭戈号”于1991年在菲律宾海域被发现，出水的瓷器就有来自中国漳州。

由于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当时中日民间海商往往选择第三地进行贸易，比如越南的会安。日本资料《增补华夷通商考》有这样记载：“这个国家中居住着许多中国人，而且来自福州和漳州的商船也云集于此。”实际上，漳州窑素三彩盒从这里装船运至日本，因此被日本称之为“交趾香盒”。1990年-1991年间考古学者们也在越南南部的昆仑岛海域发现并打捞出一艘清代中国尖底沉船，主要货品就是漳州窑青花。

在非洲、西亚及美洲

在埃及红海海域亦有发现18世纪水下沉船遗址，经海洋考古研究调查也有发现漳州窑青花瓷；伊斯坦布尔博物馆所藏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遗存的大量中国瓷器中也有漳窑系制品，推测这些瓷器应该是1517年以后作为战利品从埃及运到伊斯坦布尔。

漳州窑瓷器在美洲的遗存，主要也是通过欧洲殖民者转运，西班牙人开辟一条横渡太平洋的大帆船贸易航线，又称“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其帆船由吕宋向东直航，横跨太平洋直达墨西哥海岸的阿卡普尔科港，货物再经陆路转运至墨西哥东岸的维拉克鲁斯，之后穿越凶险的大西洋而达西班牙。中国陶瓷输入菲律宾之后，一般就是经由这条线路销往美洲各地。

1998年5—6月，对洞口窑址的窑山、陂沟二地点进行了发掘，面积200余平方米，在陂沟揭露横室阶级窑遗迹二座。出土瓷器以青花瓷为主，也有白瓷、青瓷及少量酱黑釉瓷；器物的形制有盒、盘、碗、罐、瓶、炉、碟、盅、钵、灯盏、水注、砚台等，而以盒的数量最多，有圆形和八方形二类，有的圆形盒模印菊瓣纹，八方盒的盒盖、盒身均饰开光纹样；青花纹样也较丰富，有动物、植物、人物等，如：荷塘芦雁、凤凰牡丹、山石玉兔、莲鹭、奔马、鱼跃、螃蟹、夔龙、小鹿、荷花、菊花、茶花、折枝花、杂宝、八卦、锦地或波浪地开光以及高士、人物故事等。以上发掘的窑址，经初步分析、研究，确定其年代为明末清初：其性质为明清时期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以生产贸易陶瓷为主要目的的民间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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